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于欣伟提出：“当前大学生......在面对感情和恋爱挫折时，容易出现偏激失控，甚至做出极端行为。”[1]对此，她呼吁构建和完善高校婚恋教育体系，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联想起2020年北京大学学生包某因恋爱关系自杀事件[2]，以及近年频频曝光的大学生恋爱期间因口角、关系破裂导致的种种悲剧，大学生情侣关系显然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议题。梳理当前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关于大学生“恋爱暴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上[3]，尤其偏向于从心理学视角关注恋爱暴力发生的原生家庭因素[4]。对于大学生情侣间如何建立关系、关系的维系方式等紧要问题关注较少。


对大学生情侣间礼物流动实践的考察，可为我们理解大学生情侣的关系建构过程引入一个经典视角，以便于洞察大学生情侣关系的实践逻辑，理解越轨行为发生的内在机制。


一、文献回顾：礼物作为方法


社会学家鲍曼认为，“作为馈赠的爱是最不脆弱的”[5]，恋爱中的礼物交换表达出这种馈赠式关系，不计物质回报的“慷慨互惠”更是密切了情侣间的关系[6]。虽然现代社会礼物流动实践中情侣们并不一定赞同莫斯“接受了某人的某物，就是接受了他的某些精神本质、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7]，但正是在不间断的馈赠与接受中恋爱关系得以生产。


关注恋爱关系建构中礼物的交换，重点在于理解礼物流动背后所隐藏的日常实践逻辑，恋爱关系需要在礼物之灵中生产，也正是在生产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情侣关系的实质，以及隐含其中的“权宜性、变通性和策略性”[8]。


1. 工具性与情感性：礼物交换的元问题


礼物作为观察社会中关系形成与维持过程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启动社会其他制度的“总体性社会事实”[9]，其交换过程中蕴含着经济理性和情感关切两个面向，观察礼物交换的视角差异即是对人类关系性质的不同理解。


在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那里，不同交换方式中透露出“经济行为和经济动机在这些土著人的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0]。在他看来即便是亲属间的“纯粹馈赠”也遵循着双向互惠原则，“从长远的角度维持双方利益均衡”[11]，这种视角下的人类关系是经济责任的相互联结，“存在许多与亲属关系和姻亲关系相关联且界定明确的经济责任”[12]。


而莫斯的礼物交换所联结的人类关系则更具有情感性，“礼物交换的目的并不是工具性的而是情感性和道德性的”[13]。物和人的灵魂相混融，通过礼物交换“大家情感相融，不分彼此”[14]。


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这种将工具性和情感性相对立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礼物交换中工具性和情感性交织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在大学生情侣恋爱关系建立的初期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因而如果忽视了礼物交换中的工具性和情感性这两个面向，就可能会误读大学生情侣的关系建立方式和性质。


2. 超越二元论：礼物交换的二重性


阎云翔和泽利泽（Zelizer）分别通过文化人类学和经济社会学的路径揭示了礼物交换中经济理性和情感需求的二重性。


阎云翔沿着“差序格局”的思路，以礼物为切入点发现了乡土社会的关系网络及其建构[15]。这一通过礼物表达并完成私人关系网络建构的基本规则即为“人情”，以这一概念为核心，他从经济互助和情感需求两个维度解读具体的礼物交换实践。


然而传统伦理“人情”观念的视角，实际上与更具现代性的大学生情侣的礼物互动和关系建构不相匹配。显然在大学生情侣的交换中，礼物传递着不同于乡土社会的精神，同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交换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礼物交换方式的不同不但在横向上联系着关系亲疏和情境变化，而且在纵向上表征着大学生情侣恋爱关系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在维系着恋爱关系。


泽利泽更为重视亲密关系中经济活动的必要和必然，她认为在一段关系“连续体的范围内，经济活动实际上支持和再生产了亲密关系”[16]。即便大学生情侣的礼物交换过程客观化为经济活动与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可这种抽象却剔除了交换过程中情侣为礼物赋予的象征意义。诚然“亲密关系不仅要与经济活动相结合，而且要依赖于经济活动，同时又组织经济活动”[17]，但在大学生情侣恋爱关系中交换的经济事实和象征互动间并非一以贯之，其中的阶段性差异，似乎并未被关注到。


事实上，在恋爱关系的一些时段中，情侣们很少将礼物购买当成是经济活动来看待，在他们看来礼物交换更重要的是心意而非物质价值。这就使问题的实质成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张力，而解答这一张力的方案或许就在洞察礼物交换的时间策略之中。这或许便是布迪厄所强调的“正是因为时间，因为对时间的掌握和控制，成就了礼物交换的魅力”[18]。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尽管大学生情侣们更倾向于将互动过程解释为“仪式感”获得或是“心意”传递，可礼物的挑选和交换之中仍潜藏着经济理性。区别于静态的非此即彼的分析思路，本文将该问题纳入历时性维度，调查不同恋爱时期礼物交换内容与方式的变化，分析情侣们权宜的、情境化的礼物互动策略，关注象征互动间意义的生产与传递，聚焦非均衡礼物交换背后的资本机制，讨论礼物的客观功能和“象征资本”[19]，进而以象征意义的物质载体为切口，从礼物交换双方的情感象征互动中回答消费主义时代情侣的关系生产方式与经济逻辑下爱情作为崇高主题的境况。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追踪调查了在读与毕业不足一年的数十位大学生，运用深度访谈法获得了15段存续时长一年以上（即“长期”）恋爱关系的原始材料，重点关注他们恋爱过程中的礼物交换内容、方式与策略性考量，以历时性思维聚焦礼物交换与恋爱关系维持和发展间的关联。借鉴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方法，依照由下而上的理论生成原则，最终形成三级编码，得出了文章的主要观点，表1为编码示例。


实践逻辑是文章的核心概念，是指“深深地铭刻于身体之中，既无有意识的反思又无逻辑的控制的身体逻辑”[20]，也被称为“实践感”或“习性”。运用到礼物交换的分析，其最大特征在于强调“历时性”分析，从而将行为的“策略性”作为基本分析对象，通过对行动者“策略性”的分析来强调结构主义框架中行动者能动性的重要性，从而区别于结构主义决定论。


三、礼尚往来：大学生情侣礼物互动的行动策略


大学生情侣的礼物交换策略随着关系发展进程而变化。交换的实践过程不是机械地依照赠礼—接受—回礼的互惠循环进行，而是在具体实践中权宜地围绕亲密关系发展的线索而展开。随着关系的发展，礼物交换中经济理性和亲密感情的相对比例也在悄然转变。


1. 回避“亏欠”：恋情开始时礼物交换的“人情”计算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亲属关系的礼物交换过程从长期来看呈现一种互惠性的关系[21]。但实际上大学生情侣大多只在恋爱初期关注礼物交换在物质上的大致对等。在恋爱关系的这一时期，尽管热恋的激情仍占主导，但是短暂相处中的不了解仍为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此时双方的关系在“亲密关系到非人格关系的连续体”中显然更偏向后者，因而此时的礼物互动中带有关注物质上对等的经济理性取向[22]。


一位女生坦言，“刚开始的时候会考虑一些经济因素，送的礼物要和之前收到的礼物相匹配”，只有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相互间礼物送得多了就不会细究”回赠的对等。


类似地，柴同学和男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确定关系，当时他们会钻过小区的铁丝网见面，但她还是感觉到恋爱的前两个月出行和吃饭大多男友出钱，因而决定买一台蓝牙音箱送给男友，作为回馈。


 


这种经济上对等的理性考虑来自关系的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关系能否长期维持或最终走向婚姻殿堂，受礼者会通过大致对等的回礼或是对礼物的拒绝来避免产生“亏欠”。


在贺同学的案例中，她就是以后一种方式来避免亏欠。男友在刚确立恋爱关系时便给她购买了一部手机，贺同学表示过于贵重不愿收，男友以“不收就要去扔掉”强迫贺同学收下。贺同学收下之后从家人处借钱，给男友转过去，男友在贺同学的再三要求下最终收下，同时为贺同学设置了金额大致相同的微信亲属卡额度，而贺同学却“没有动过”亲属卡。


不过在恋爱初期礼物交换和情侣互动中这种回避“亏欠”的取向，更多是在回避同时包含着经济和情感两方面的“人情债”。在细问贺同学为什么不愿收手机后，她说：“主要是人情这种东西，我感觉就是不想花人家的钱，因为本来我们俩刚开始谈嘛。”不愿意花男友的钱，怕欠太多人情，这在恋爱中显得过于理性，甚至不近人情，实际上透露了贺同学因家人尚不同意，对两人的恋爱关系没有信心而选择的策略，即所谓“先慢慢谈着吧”的态度。


在传统观念看来，只有可以还“人情”才敢于欠“人情”。对于情侣而言，将恋爱关系转化为婚姻关系就属于还“人情”的一种常见方式。虽然不同于彩礼，但长期恋爱关系中男女朋友间的非均衡礼物流动还是隐喻了斯特劳斯所言的“作为礼物的人的交换”（即婚姻）。因为不能确定关系的长期维持和婚姻交换是否最终达成，赵同学、柴同学和贺同学都倾向于避免这种“亏欠”的出现，这体现了“人情”中的道德标准。


人情这种“常识性知识伦理体系”潜藏在实践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虽然礼物交换的参与者们并不一定能在表达上说清楚何为人情，但却在实践中掌握和再生产了这些行为方式[23]。


2. 隐形“互惠”：恋情稳定后礼物交换的时间策略


到一段感情的稳定期，双方关系中因不了解而存在的不确定性减少，在长时间的交往中也逐渐建立起信赖甚或是依恋，经济理性的考量逐渐由“我”到“我们”。这时大学生情侣的交换实践表明，礼物流动并不是对互惠循环的简单重复，“只要进程还未完成，互动的结局就依然可能不确定”，同时在时间上也更具有灵活性[24]。


礼物交换实践中，“一切都是方式问题，亦即适时或不适时问题......馈赠或回访......会因为时间而完全改变意义”，恋情稳定期物质上的“亏欠”与否并不会被礼物交换的参与者深究[25]。


例如，有时受礼者的回礼负担会被赠礼者取消——“不想让她花钱，就告诉她以后有了想要的再跟她说”。礼物交流的中断对于亲密关系的维系而言更多起到了正面作用，正如阎云翔所提出的那样，“不是礼物的精神而是人的精神将馈赠双方联系在一起”[26]。馈赠者温情脉脉地取消对方的回礼义务，看似缺乏回礼却将双方的恋爱关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情侣间礼物交换似乎有明确时间节点，大多数情侣认为在生日、恋爱过程中的重要纪念日及中西方情人节通常都应当有礼物流动。如果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一方忘记了赠送礼物，可能会遭受对方的某种情感性“制裁”，通过“唠叨”“冷战”或“争吵”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些时间节点的礼物交换似乎“必不可少”，但还是有一些处在长期关系中的情侣因为“不知道该送什么感到头疼”。


因此，作为一种在长期关系中减轻彼此在特定时间“赠礼义务”和“回礼义务”负担的策略，情侣们会降低对特定礼物交换的重视程度，“时间长了，就没有前两年那么在意纪念日/节日这种东西”。同时情侣们也可能取消部分节日的礼物交换活动，“前两年在一块的时候什么节日都要过，现在的话像什么中秋、元宵节这种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挺铺张浪费的”。


但在长期恋爱关系中的礼物流动并不会因此枯竭—毕竟礼物“被视为传达......感情联系......的最有力和最受欢迎的工具之一”[27]—而是转化成更灵活的方式，即日常生活中时常出现的“突然惊喜”式“小礼物”。


随着情侣关系的不断密切，特定时间节点“必须”出现的礼物交换渐渐被更实用的行为倾向取代，最终的结果是“小礼物”既减轻了受礼者履行回礼义务的负担也减轻了赠礼者履行赠礼义务的负担，将礼物互惠消弭于无形。就像布迪厄所观察到的那样，这样的礼物交换作为实践逻辑运行的一种策略，“完全旨在消解时间的力量并保证社会关系的延续”[28]。


经济社会学可贵之处是将经济交换和亲密关系视为相互关联的生活领域，但并未揭示恋爱关系中礼物交换策略变化中的经济理性的主体性变化[29]。如果说在恋爱初期情侣对等交换的经济理性指向的是对方，那么恋爱稳定期“怕他花钱”“铺张浪费”的悄然转向，这个过程也预示着两人从“我和他”到“我们”关系的转变，情感亲密程度主观感知上的变化生产了这些权宜性的无意识交换策略。


四、情比金坚：大学生情侣礼物交换中的象征互动


“如果说朋友创造了礼物，那么礼物也创造了朋友”[30]。礼物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所传递的是内含其中的象征意义，对于意义的编码与解码过程生产了恋爱关系，这是情侣们持续参与礼物交换活动的动力所在。


阎云翔将礼物分为“工具性”与“表达性”两种，工具性礼物遵循一种交易规范，注重礼物作为物的价值，而表达性礼物则遵循情感规范，强调礼物背后的象征意义[31]。前者直观，一目了然，后者需要参与双方较强的共情能力，即“礼轻情意重”的解码能力。


1. 恋爱初期的工具性倾向：礼物交换中的经济能力象征


人类互动中蕴含的工具性倾向早已为戈夫曼所了解，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将互动中的自我呈现比作“表演”。礼物交换的参与者通过贵重的礼物馈赠“表达出它所希望传递的内容”[32]，有时馈赠过程的确通过戏剧化方式来强调这些内容，如上文提到贺同学和男友恋爱初期，她的男友曾态度强硬地要她收下自己赠送的手机（她的男友称如果不收下就要将手机扔掉）。就交换过程的客观化而言，贵重礼物一方面是显示馈赠者认真开始一段关系诚意的“示爱”过程，另一方面是透露出馈赠者经济能力的工具性行为。


如果承认大学生情侣恋爱关系中礼物馈赠行为属于戈夫曼意义上的“表演”，那么其中必然蕴含着“给观众造成某种理想化印象的倾向”[33]，这也是为什么王同学在恋爱初期过生日时，她的男友借钱赠送了她一份贵重的礼物。通过礼物的形式，这些交换传递出馈赠者的诚意和经济能力的同时，淡化了对经济能力的纯粹展示。


正如布劳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对其他人的肯定性情感和评价（爱慕、赞同和尊敬），是具有一定价格的报酬，它们可以进入交换交易，但是它们不需要明显地在交换中交易，以免它们作为真诚的情感或判断的价值受到损害”[34]。


而恋爱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无论是否具备工具性倾向，礼物互动的象征交换中必须包含有“心意”的交换，即必须有情感的交换，礼物的贵重程度同时也表达着对恋爱关系的重视程度。


在王同学的经历中，她通过接受礼物来接受男友的心意，双方的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王同学对此次礼物馈赠“印象深刻”并且“感动”，谈及为什么会对这次礼物馈赠印象深刻时，她说道：“一方面也有心意，另一方面就是他送的礼物比较贵重。”虽然王同学强调自己注意到了礼物中的“心意”，但这种心意正是通过贵重的礼物来进行传递—“赠品交换是一种社会游戏，这种社会游戏若要得以进行，游戏者就必须拒绝了解，尤其是拒绝承认游戏的客观真实”[35]。


既然恋爱初期贵重礼物馈赠的象征意义传递中同时包含经济和情感两个部分，那么就需要通过情境或是时机的选择来使这些交换在双方看来都更倾向于传递“心意”，也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化约为“理性人”假设下的交易行为。这些稍显贵重礼物的送出都需要以某些“理由”作为掩护，以引导象征意义的交换倾向于情感的交换。


作为掩护的“理由”在王同学和赵同学那里是过生日、在贺同学那里是男友觉得她原来的手机太卡。同时，送出的礼物中也暗含着对彼此喜好的理解。因此，赵同学送出女友收到会感到开心的包、王同学收到她喜欢色号的口红。当然，在礼物交换过程中传递礼物的物质形式本身就是复合有经济价值和感情期许的象征符号。


2. 恋爱稳定期的表达性偏向：礼物交换中的情感纽带象征


如果说恋爱初期的情侣们依靠贵重礼物的馈赠来表达和传递自身的经济能力和对恋爱关系的重视，那么随着双方关系不断发展，礼物交换过程本身也更多地附着和表征了双方对彼此的长期情感，情侣们编织“心意”的行为也更加细密，更少依赖礼物的贵重程度来传递“心意”，同时也更具有关系表达的特征。当一段关系进入到稳定期，此时交换实践中礼物的情感表达作用往往更被重视，包括“手工物品”和“情侣物品”等类型的礼物会更多出现在礼物交换过程中。


的确，有时“亲密关系参与的双方......认为将经济计算引入亲密关系中，会侵蚀亲密关系”[36]。在部分情侣看来“感情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因而有时礼物中物质的方面会被忽视甚至贬低，在礼物交换的实践中表现为“手工制作的小礼物”等通过亲手制作来表达“心意”的礼物更被看重。


一位女生认为“亲手制作”的礼物才最能表达情感。她提到：“最开心的时候可能就是那次他给我写信，可能是开心最久的，心情就很好，不是得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而是感受到了他给我的爱，我会觉得很好。那种物质上的东西就没有说会加深一下感情。”处于恋爱关系稳定期的女性会倾向于认为“心意”更需要通过亲自制作的礼物来传递，“他送我护肤品我的感受就是我少花了一笔钱，但是写信的话，那种感觉是他的感情”。


彼此的“心意”通过亲手制作的方式被编织进礼物之中进行交换，而还有一些礼物因其可以将情侣关系具象化而同样具备表达情感的功能，比如情侣毛衣、印有两人合影的马克杯。在英国读研究生的侯同学恋爱期间收到最满意的礼物是一件毛衣，虽然并不是女友亲手织成的，但因为是“情侣毛衣”所以他很喜欢。显然，“情侣毛衣”表达了双方的亲密关系，将双方无形的情感纽带实体化，和礼物交换同时进行交换的是双方对彼此关系的确认。此外类似于情侣相册这样的礼物记录和重新组织了双方的关系历程，通过礼物馈赠的形式来将过去经历的实在表达嵌入现在的情感传递中。


不难看出，无论是恋爱初期依靠贵重礼物表达对亲密关系的重视，还是通过情侣相册来重新组织双方对这段关系的回忆而带来亲密感知，抑或是通过表征情侣关系的礼物来将情感纽带实体化以使双方感觉到亲密关系的存在，正如一位同学提到的那样，“不送点东西就感觉两个人不像情侣关系一样”。


大学生情侣们通过礼物交换来实现象征意义的交换。虽然不同的场景中象征意义中掺杂有不同比例的工具性和情感性—在关系稳定期的情侣有时也会在对方生气时送出礼物（作为“哄”的方式）—但在双方的总体感受上还是更倾向于彼此感情的交换，即“心意”的交换。因而在不断的礼物互动中双方也不断感知到相互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恋爱关系得以建立、维系和发展。不过也正是因为象征意义交换过程的加入，双方的礼物交换可能并不完全符合物质上的互惠原则，但的确依照着某种情侣们无法言明的礼物交换的实践逻辑进行。


虽然泽利泽认为，不同亲密关系的参与者“把媒介和交易匹配起来、给他们的关系赋予意义”[37]，但是对于参与者而言礼物交换的关键价值在于其象征意义的交换，连接着经济交易的礼物交换实际上可能并不具有基础和载体的必然性，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面对面相处较多的情侣不那么重视礼物交换活动。


五、门当户对：非均衡礼物流动的补偿属性


门当户对作为一种关系均衡论，事实上引导着大学生情侣的关系生产模式。就参与双方的主观感知而言，礼物交换中流动的是彼此情感，是“心意”。然而，心意同样谋求均衡，所谓郎情妾意，心心相印。随着恋爱关系的发展，最终婚姻将成为核心议题，婚姻从其社会属性来说，实质上是“人的交换”。情侣关系进入到这一阶段，礼物的意义变得更加抽象。


1. 非均衡交换的经济事实


在明显非均衡的交换关系中，并不是受礼者未履行“回礼义务”。实际上赠礼者在进行馈赠时即预期不会收到物质上对等的回礼。


上文提到的王同学和男友的礼物交换就是以典型的非均衡的形式进行的，王同学的男友在她生日时赠送了派克钢笔、项链和阿玛尼口红，半年后王同学在男友生日时回赠了手工相册和皮带，在这期间王同学的男友还有鲜花、零食之类的小礼物持续赠送。同样，贺同学的男友在送出手机时也不认为刚刚毕业工作工资不高的贺同学能够对等回礼。而受礼者大多亦默认这种交换关系的存在，“当时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同时也可能会合理化这些非均衡的交换—“可能她/他比我更细心”“女生更注重心意”。


当然不能否认，非均衡交换中参与双方的主观感知上同样倾向情感维度。王同学这样描述男友的礼物赠送：“他一有钱就想花，那给谁花呢，当然就是给我花......”尽管交换是非均衡的，但在这个过程中，赠礼者因为成功传递出“爱意”而收获满足。但问题是，何以持续的单向流动可以一直“制造”满足和亲密感情而不是破坏关系的“平衡状态”[38]？实际上在一些情况下，非均衡的交换在恋爱关系中的确会生产不满。


例如，刚考上公务员的陈先生就会抱怨：“她会先问我想要什么礼物，但我礼貌性地说不要，然后就真的不送了。”但是如果将“经济”的视野拓宽，即认为“实践形塑着一种经济......但这种理性不能局限为经济理性”[39]，那么当恋爱双方的文化资本占有不对等时，非均衡的礼物交换就不仅在主观上进行传递“心意”，客观上还是赠礼者弥补双方学历差距的一种方式。


同时非均衡礼物交换的客观功能被亲密关系所掩盖，具体而言是被象征意义互动中的“心意”感知所遮蔽，即“在既定关系的再生产工作中，掩饰交换的职能所必需的工作并不少于履行职能所要求的工作”[40]。


2.“弥补性”需求的社会来源


礼物的这种“弥补性”功能在恋爱关系的进行中被社会地赋予。因为非均衡交换中的劣势一方正是在社会压力中感到需要以某种方式来弥补学历差距，这些压力最直接的表现是来自对方家庭的不认同。


贺同学的父母“瞧不起”中专学历的男友，刚毕业到县烟草局工作的王同学认为“我妈要学历”，她的母亲同样反对她和大专学历的男友恋爱，具体表现为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恋爱关系；在读研究生王同学的父母对她和大专学历的男友间的恋情虽然不那么反对，但也“没有说特别赞同”，同时他们提醒王同学“那他学历不如你的话，以后的物质生活各方面起码有个最基本的保障”。而非均衡的礼物交换也只是弥补文化资本差距的一种方式，王同学表示她和男友之间的礼物交换“比较务实”，但同时男友的大部分经济收入却已经交由她掌管。只要弥补学历差距的社会压力存在，以非均衡的礼物互动为表现的经济上的非均衡就会持续出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学历只是文化资本意义外延的一部分。之所以要引入文化资本并不是出于概念演绎的考虑，而是要强调可能会出现的“误识”[41]。


比如在贺同学和前男友的恋爱关系中，虽然两人分别就读于中部某省排名相近的大学，但贺同学当时认为前男友“很聪明、很厉害”(这种认识与外貌关系不大)，或者换句话说，贺同学认为男友比自己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本。因而在纪念日时往往只有贺同学单方面的赠礼，同时也是贺同学更多地乘坐火车前往前男友所在城市见面。


“支配只有变得不可辨识，才会被人接受”[42]。既然这种非均衡的经济事实的长期存在是由亲密关系所掩盖，那么当一段关系破裂后，交换中的劣势方便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不平等—正如贺同学通过重复的表达来强调的那样：“只有我、只有我，他从来不记得这些事情、从来不记得。”


诚然，这种相对的优势地位绝非来源于非均衡的礼物交换，而是源自双方客观资本占有的差距和不同社会情境导致的象征资本感知的差距，然而非均衡的礼物交换方式实际上确认了这种关系并将之以物质实体的形式表达。但是资本的占有总要通过某种方式加以表达，这之中存在着操纵和受骗的危险。


PUA（搭讪艺术家）式恋爱关系中的支配得以形成，依靠的正是其中一方有意识地引导对方认识到双方各种资本占有的巨大差距，这时受支配者对资本的认识不是误识而是受骗，支配包装为亲密也就更难察觉。在这个意义上讲，礼物互动中“心意”的象征性互动有可能“把任意的剥削关系转变成因建立在亲情上而变得持久的关系”[43]。


六、结语


镶嵌在大学生情侣恋爱关系生产过程中的礼物互动，伴随着亲密关系的建立、维系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是观察大学生进行爱情经营的有效窗口。


已有研究对于情侣恋爱关系生产及相应的礼物互动缺乏动态的视野，多局限于静态的二元分析，通过历时性追踪调查，可以看到恋爱关系当中的行动者在进行礼物交互时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从关注礼物的物质属性到象征属性，从关注礼物交换的表演性到有意消解礼物交换的形式性，从而揭示了亲密关系中礼物互动的工具、价值二重性转化，尤其强调转化过程中的实际逻辑。


在经济理性、消费主义占主导的时代背景下，亲密关系的生产更强化了权宜性、策略性特征，呈现为礼物交换行为背后的人情困境、资本机制与文化习性约束等复杂机制。


同时通过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能够清晰地看到非均衡礼物交换的补偿属性。“文化资本”是理解大学生非均衡礼物互动的关键，学历作为标准，在情侣间隐含着相应的“资本交换”法则。当学历处于劣势的一方持续性地进行单向馈赠，实际上是确认了恋爱关系中对方的文化资本占有优势，随即认同了自己需要进行“弥补”的行动策略。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其中一方进行策略性的引导，从而建构另一方对双方资本掌握的差距认知，将制造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且在亲密关系的掩护下这种支配自然化为“合谋基础上施加在自身的暴力”，这便是“PUA”现象的发生机制[44]。


因而，包括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在内的一系列大学生恋爱问题的出现，均隐含在关系生产过程中象征互动的策略与意义解码的误识，而这属于爱情经营中的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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